《Mindf*ck: 剑桥分析》

作者威利早期为加拿大自由党和英国自由民主党工作，尝试将奥巴马竞选时的数据驱动策略引入，但因党内保守势力而失败。

威利认为，传统政党对数据和技术的抵触，为像CA这样的颠覆性力量创造了机会。

威利加入SCL集团，这是一家为军方和政府提供心理战（PSYOPS）服务的英国公司。他发现其方法陈旧，并提议用大数据和算法进行现代化改造。

SCL的座右铭是“我们是Prada反恐精英”，这揭示了一种玩世不恭、精英主义且道德模糊的公司文化。

史蒂夫·班农与SCL接触，他寻求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工具，而是一种能打“文化战争”的武器。

班农的核心理念是“政治是文化的下游”。他认为要改变政治，必须先改变文化，而威利的技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完美工具。

在亿万富翁罗伯特·默瑟的1500万美元资助下，SCL成立了美国分公司——剑桥分析（Cambridge Analytica），班农担任副总裁。

默瑟和班农的目标截然不同：默瑟想建立一个可预测的社会模型（可能是为了金融目的），而班农则想利用它发动一场另类右翼的民粹主义叛乱。

CA通过剑桥大学研究员亚历山大·科根开发的一款名为“thisisyourdigitallife”的性格测试App，收集了海量Facebook用户数据。

关键漏洞：当时Facebook的API允许该App不仅获取测试参与者的数据，还能获取他们所有好友的完整个人资料，而这些好友对此毫不知情且并未同意。

最终，仅通过约30万名App用户，CA就非法获取了高达8700万Facebook用户的详细数据，主要是美国用户。

Facebook对此并非一无所知。公司内部员工早已对CA的“可疑”行为发出警告，但高层为了维持开发者生态和商业利益而选择忽视。

CA利用收集到的数据，结合心理测量学（特别是“大五人格模型”），为每个用户建立精准的心理档案。

他们特别关注具有“黑暗三联征”（自恋、马基雅维利主义、精神变态）和高神经质特质的用户，因为这些人更容易被煽动和操纵。

CA的策略核心不是说服，而是“感染”。他们通过投放高度情绪化、分裂性的内容（如假新闻、阴谋论、种族主义言论），激化特定人群的愤怒和恐惧。

他们利用Facebook的算法漏洞：高度激进的内容能获得更高的“互动”，从而被算法推荐给更多相似的人，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。

CA在多个发展中国家（如尼日利亚、肯尼亚）的选举中测试并完善了他们的技术，包括散布暴力恐吓视频和抹黑对手。

在英国脱欧公投中，CA的加拿大子公司AggregateIQ (AIQ) 为“投票脱欧”（Vote Leave）阵营提供了服务。

“投票脱欧”阵营通过一个名为“BeLeave”的青年组织，非法超额支出了近70万英镑的竞选资金，这些资金全部流向了AIQ，用于精准数字广告投放。这构成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竞选财务违规案。

脱欧公投成为了CA武器库的“概念验证”：一个在法律和道德灰色地带运作的外国实体，利用数据和虚假信息，成功影响了一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命运。

CA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服务，应用了所有成熟的战术：精准定位“可说服”选民、用负面信息压制希拉里支持者的投票率（尤其是非裔美国人）。

“抽干沼泽”、“建墙”等口号，都是CA通过数据测试证明对特定选民群体极其有效的宣传语。

威利揭示了CA与俄罗斯实体之间存在多重联系，包括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（Lukoil）的会议，以及与有俄罗斯情报背景的人员合作。CA曾向俄方展示其在美国的数据能力。

作者认为，CA可能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一个渠道或代理人，为俄罗斯提供了精准定位美国选民的工具和方法论。

威利在2014年离开CA，但直到2017年才与记者卡罗尔·卡德瓦拉德（Carole Cadwalladr）合作，开始系统性地揭露真相。

曝光后，威利和同事面临着法律威胁、人身骚扰，甚至被Facebook封禁账号，这本身就展示了科技巨头的巨大权力。

整个事件中，监管机构、执法部门和主流政党都显得反应迟钝、能力不足。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应对这种新型的、跨国界的“数据犯罪”。

作者的最终反思是：我们生活在一个“被监视的资本主义”时代，我们的行为和身份本身已成为商品。如果不加以监管，我们的民主制度将被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技术架构所侵蚀。